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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果然，黄道尹查明了主使者是A和C两人，但那两人自有手段，通缉令很快就取消了，而李宗吾也始终没有把证据交上去。至于行凶的学生，倒是很快就有了着落：拿几个早已经被开除的学生来当了替罪羊。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最后就这样收尾了。其结果真的应了李宗吾去查案前说的一句话：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去抓强盗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换人，他的使命始终是帮助地方解决困难、整顿教育。

学潮与《考试制之商榷》

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下学期于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上，李宗吾和几位省视学、多名会员联名提出了考试案，但开会讨论时，没有被通过。会后，李宗吾单独呈文，列举了16项理由，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省属准许他在原籍富顺试办，于第二年暑假进行，然后在川南各县推广。

1924年暑假，李宗吾从成都赶到叙府（现宜宾市）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期末考试。结果，考生因为没考好怨气冲天，校方因为空降长官也很不爽，李宗吾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二年冬天，他居然又到叙府来主持毕业考试。

不受欢迎是必然的，但考试还要继续。李宗吾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规：各种试题，必须由他审核；各班复习，不许提示考试范围；考试期间不许夹带传递，不许交头接耳，违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不得毕业；考生混合隔离编号，相互间隔三四尺；除监考老师外，还有叙府学界的大佬们在考场中来回监视。

一时间，参加考试的160多个毕业生如临大敌。

第一场考植物，内容涵盖学生四年所学的动物、植物、矿石、生理等全部课程，不仅题量大，而且刁钻古怪，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急得抓耳挠腮，不知道从何落笔。从考场走出来，各个见面都说没有及格的把握，便有人开始喊出了“赶走李宗吾”的口号。考生立即响应，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偏偏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监学曾经被李宗吾训斥过，此时选择了对学生的要求未置可否的态度。考生等于得到了校方的默认，胆子更大了。但李宗吾却丝毫没有觉察，依然全身心放在准备考试上。

第二场考英语，没有及格希望的考生还是要占大多数。不能及格，就不能毕业，就拿不到文凭，不但学费等于白交，还无颜见江东父老，考生们对李宗吾更加怨恨。

当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不久，学生们悄无声息地涌向宜宾东街文庙后殿启圣祠的联中分校李宗吾的住处。

学生们早已摸清，李宗吾住右房，他的四个轿夫住左房，握着木棒、扛着球杆分兵两路：左路对付轿夫，搬来桌椅，将左房大门堵死，轿夫听到响动，开门打探，迎头就碰上一排棍棒，吓得缩回头，不敢哼一声。右路对付李宗吾，一人将球杆从窗孔伸进去，黑暗中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灯，李宗吾被惊醒，大喝：“谁？！”学生们听到声音，更加确证是李宗吾，也不回答，立即破门而入。

学生们将李宗吾从被窝里拖出来，摔到地上。李宗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众矢之的”，被一学生狂扁，屋里的东西自然也不能幸免，全被撕得稀烂。学生的动静实在太大，把住在附近的校工惊醒了。学生们见有校工跑来，不敢恋战，纷纷择路而逃。校工赶到时，房间里只剩下浑身哆嗦的李宗吾，还有一些破衣烂布、木棒球杆，学生一个都不见了。

李宗吾请来宜宾知事，一方面验伤，一方面将那些木棒球杆存案备查。第二天早晨，李宗吾又将校长请到床前，口授电文，历述经过情形，由校长写下来呈报上去。电文的结尾说：“自经此次奉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

伤没养好，李宗吾就宣布继续考试，勒令全体学生，一律考试，不许一人不参加，就是打他的学生也不例外。这一次，学生无计可施，只得规规矩矩地应考。

李宗吾挨打后，为说明考试的必要，特地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

李宗吾挨打十年后的1932年，教育部将中小学会考制度颁令全国，但如春雪一般很快就融化了，到1936年，就连四川各县也一律禁止小学会考，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的痕迹从此如雪上履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圣人的怀疑

1927年（民国十六年），李宗吾终于发表了他的重要作品《我对圣人之怀疑》。这篇文章在厚黑学发表后不久便写好了，但因为厚黑学带来的影响波澜壮阔，李宗吾没有拿出来发表。

关于这篇文章，李宗吾说：“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李宗吾在这里交代的，是他写《我对圣人之怀疑》的时代背景。而他在文中的一些提法，却至今依然如暮鼓晨钟，令人振聋发聩——“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和当时众多反传统声音伴随着的是政治和经济目的不同，李宗吾的这些声音是纯理性、纯学术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成分。这一点，让李宗吾的思想经过大浪淘沙依然在今天闪光，也让李宗吾的思想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没有被主流化过。

笔墨官司

自从李宗吾的厚黑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后，各种声音便纷至沓来，读者（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读原文，只看了标题或者听人说起过的读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找李宗吾研讨。李宗吾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一直在应对，从来不逃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0日，窦枕原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文章中说：“《厚黑丛话》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我呢，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不便有什么言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按月刊成单行本，露布书店，使阅者得窥全豹，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愚见如此，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

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成都快报》上，还刊登了客尘先生的《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文中说：“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最大的原因，便是囊空如洗，一钱莫名，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异常拖沓拉杂……”

七天后，李宗吾针对这些意见在《华西日报》上发表的自己的意见。

关于窦枕原先生的主张，他表示极端赞成，并决定每两月刊一册，现在已经将8月1日到9月30日期间发表在《华西日报》上的《厚黑丛话》整理好交付印刷了，不久便可以出版，其余的，也已经有了出版计划，会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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