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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第1页）

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

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

学原理。从　１９２８　到　１９３０　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

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

被称为“革命的”。①

到　１９３０　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

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

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

②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412　页。

①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379　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

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　37—44　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现代中国》第　2　卷第　3　期（1976　年　6　月），第　277—291　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

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

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

子变化了的心态。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

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

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　３０　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

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

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

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

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　３０　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　176　页。

①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485　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２　日，大约　４０　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　５０　余名）在上海

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２　月　１６　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

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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