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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部分（第1页）

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

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

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１２　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

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

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①

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在广州商人中和　１９１２　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

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

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

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呢？②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

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③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

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

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

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

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　１９　世纪以来在全

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

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

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

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

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１９１２　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

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

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

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

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

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

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

①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　41—42、125—126　页。

③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237—250　页。

④《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

①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　2　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337　页，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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