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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

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①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

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

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

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

中解放出来。

①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②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2　页。

①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

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

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

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

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

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

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

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

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

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

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

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

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

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

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

的深刻差别。１９１１　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

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

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

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

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

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　２０　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

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

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

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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