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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两出戏的书记”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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