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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贞娜脸孔绯红，垂下了头，祈求上帝帮助她，然后把修道院里的一切经过告诉了巴尔扎克先生，并且请求他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这是巴尔扎克先生不晓得为了什么目的硬加在她的贞节和圣洁上的。

巴尔扎克显然没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修女要求他什么。

“什么不白之冤，”他问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又把她的要求重新说了一遍，并且轻声补充说：“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您要是不愿意帮助我，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睛里有愠色。

“怎么？！”他喊道。“您不知道怎样才好？你所应该作的事我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完全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问道。

“就是呀！”巴尔扎克喊道。“一点不错，见鬼！”

“您想要叫我……”

“不对，见鬼！”巴尔扎克又喊了起来。“我只是要您脱掉这身黑道袍。要您象一粒活珍珠一样的年轻而美丽的身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要您学会欢笑。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

巴尔扎克抓住了贞娜的手，拉到房门口去。

“我都写在那上面了，”他说。“去吧！贞娜，您非常可爱，不过因为您，我已经少写了三页小说。而且是多么出色的三页！”

贞娜不能够回修道院，因为巴尔扎克先生没给她洗刷掉可耻的污点。她在巴黎留下了。据说一年以后有人在一家叫作“银驮”的大学生酒馆里，在一群年轻人中间看见了她。她快活，幸福，而且动人。

有多少作家，便有多少样写作习惯。

在我前面提过的那间梁赞附近的木板房里，我找到几封我们著名的雕刻师约尔旦致波查洛斯钦的信（这些信我也提到过）。

约尔旦在其中一封信里说，他花了两午工夫雕刻一幅；意大利画。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拿着雕板围着桌子走来走去，砖地上都磨出了清楚的足迹。

“我累了，”约尔旦写道。“不过我仍旧走来走去，活动着。那个惯于站在斜面写字台前写作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该多么感到疲乏啊！这才是自己事业的真正的殉道者。”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说每一个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种批评的精神。这种最尖苛的批评精神经常在早间出现，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工作，于是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托尔斯泰举出卢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们都只是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就因为喜欢在夜里写作，而违背了他们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累赘当然不只是在于他在夜里写作而且不断喝茶。这毕竟不怎么严重影响他作品的质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繁累在于他总没摆脱贫困和债务，所以他被迫多产而且总是仓卒急就。

他总是迫不得已时坐下来写作。他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平平静静全力以赴写出来的。他总是草率地结束自己的小说（不是按照写好的篇幅的数量，而是按照叙述的广度）。所以他的作品比它们可能有的样子和原来构思的样子坏得多。“想的远比写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他常想和他未写完的小说在一起多留连一些时候，时时修改和充实它。所以他拚命拖长写作时间，——因为每天每小时都会产生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新思想倒填进去。

债务逼着他这样作，虽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作品还没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细节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就因为它们浮现在脑际时，已经为时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写完了，便是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自己，“我被迫为金钱而匆忙写作，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

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但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已逐年消失了。

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这些诗篇总好象在他的意识中顿时形成的，它们先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然后他才急急忙忙把它们一字不改地记下来。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摆上一迭洁净的上等质量的纸，便能写作。他曾坦白地说过，他坐下来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在脑子里先有一个生动的细节。他从这个细节开始，而这个细节象一条魔术的线似地逐渐引出全部故事来。

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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