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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给您帮助。但，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心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之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女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报刊上关于我的文字已经够多了。

不论是美言或恶言，都不能过。过犹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被人忘却，专心写作。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作为同行，愿意今后多向您学习。

祝

笔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在她的长谈之中，她特别谈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于她一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她的谈话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灾难，不光是坑害了那众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给更为众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她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无缘。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奋斗的小草。她拥有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

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为戴厚英写《非命》（5）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忆说：

“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

“现在想想，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曾说，她的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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