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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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