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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为了探索这个“司芬克斯之谜”，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走向了中式快餐！

我坚信，自90年代开始，中国将逐步进入快餐消费时代，95年将是“分水岭”，中国将出现“中式快餐热”。

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决定离开军队，离开大学，离开我喜爱的讲台，自己创业，从事中式快餐。

90年我转业了，在郑州杜康大酒店做了一年副总经理，后来又担任了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无疑，这为我后来开创红高粱快餐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底，我的快餐计划基本完成。但是，还没有一个好名字。一般来讲，起一个好名字，几乎标志着事业成功了一半。为了这个名字，折腾的我整天不得安生，吃不好，睡不着。

一天晚上，我邀请了十几位文化界和艺术界的名流聚集在我管理的亚细亚大酒店，我把从事中式快餐的梦想告诉了大家，请他们对这个项目提提建议，希望帮我起个好名字。那天晚上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项目。

到了深夜2点左右，大家还意犹未尽。这时，年轻的雕塑家李小明突然问我：“乔总，你是真想搞中式快餐，还是说说而已？”

“当然是真想搞了！”我肯定地回答。

“你要真搞，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红高粱！”

大家一听“红高粱”，一下子全都兴奋起来了！之后，掌声通过！

此时此刻我已经热血沸腾了。几年来的苦思冥想，不就是在等着“她”吗！

“红高粱”——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索取少，奉献大，生命力极强……

1994年的一天，我听说著名导演冯小刚来郑州了，我决定听听他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我们是在1992年相识的）。当时，我准备把重心放到北京，也想在进京前先做点“拉大旗，做虎皮”的事情。我在电话里说：“小刚，我是乔赢，今晚请你吃饭，顺便有个项目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欣然接受了。

晚上吃饭时，我把红高粱快餐的进京计划告诉他，他说：“乔总，我不懂快餐，但是，我觉得红高粱名字不错，在北京应该能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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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广场，这里做“红高粱”最合适（1）

1994年年初，为了我梦寐以求的“红高粱”，我辞去了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职务，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辞职后我就到了北京，一是为进一步研究麦当劳；二是为寻找更多的机会，开个红高粱快餐店。

在我心里，整个94年，只要能选个好位置，开个红高粱快餐店就算过得很充实。

我几乎考察了北京所有的麦当劳，特别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麦当劳，人潮涌动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那里，我一呆就是一整天。我观察他们的服务方式、出品速度和营运管理，观察我所能看到的每一个环节——即使到了打烊的时候，我也故意不走，看他们夜班的清洁程序。我常常为麦当劳的精细管理而感动。另外，我还按进店人数和人均消费额估测麦当劳的日营业额——天哪，差不多都在20万元左右！

这哪里是快餐店，这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

我还考察了亚运村、东单、西单、复兴门、前门、东四、东大桥等地方。在那段日子里，我白天考察，晚上写红高粱的商业计划书。

大约半年过去了，钱也花完了，可还是没有谈成一个合适的位置，也没有找到合作伙伴。没钱在北京寸步难行，只好打道回府，准备在郑州发展——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乡，也许比北京创业机会更多一些，更容易一些。

不过，在北京的这半年，收获是蛮大的，至少完成了红高粱的创业计划书，大约2万字左右。

回到郑州以后，我一不做二不休，赶快寻址。快餐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金科玉律”——快餐业就是房地产业，位置决定你能否成功。在我的创业观念里，只要有了好位置，这么好的快餐创意，一定能找到很多合作伙伴。

那么，第一家红高粱选在什么地方好呢？答案是：二七广场！

这是郑州市的一级商业繁华区，周围林立着亚细亚商场、天然商场、商城大厦、华联商厦、亚细亚大酒店、健力宝黎元大酒店等，人流如织，门庭若市，是经营快餐最理想的好地方。

“非在这儿找个好位置不可！”我想。于是，我“驾驶”着在大学当老师时买的那辆自行车转来转去，每天至少要走50公里左右的路程。眼看又半年过去了，位置还是没找到，不过力气倒是见长了。

看来94年的开店计划就要泡汤了。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来了！我认识了郭瑞祥，命运开始转机。真可谓“天道酬勤”！

说起我们的相识，真有点偶然性，也许有某种天意存在。

其实，现在想来，任何偶然的东西，往往存在着必然，如果你看不到，不是没有，而是你有思维“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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